除了刘禹锡,薛涛还与韦庄、元稹等大家唱酬过。她的书屋里常年挂着"薛涛笺",供交游者品评诗词。薛涛的一生,正如当年的杜甫咏叹:"才人胜佳人,才佳人殊少"。
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,也曾与一位红颜知己陷入彷徨的情网。这位红颜知己就是钱塘才女琴操。琴操原是繁华世家的大家闺秀,自幼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诗词歌赋无不精通。16岁那年,她被卷入了一场腥风血雨,家破人亡。为了活命,只能沦为钱塘一家歌院的歌妓。
苏东坡初识琴操,立刻就被她出众的才华和高雅风度所折服。更令他惊叹的是,琴操竟能诵读出他的隽永之作《蝶恋花》的意境。从此,二人经常于钱塘西湖边的小亭中吟诗作对,把酒言欢。苏东坡赞她"恰若天仙,临凡一笑"。后来,苏东坡还为了庇护琴操免受牵连,不得不遭到了朝廷的谴责。
这两段动人的佳话,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文人雅士与青楼妓女之间,那种出于对才学的欣赏而产生的交往。与现代社会对妓女的狭隘认知不同,当年的文人们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,而非肤浅的门第身份。正因如此,才使得像薛涛、琴操这样的佳人,得以在文人雅士心中臻于高雅人品的地位。
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
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,造就了一种以门第观念为核心的等级意识。宗法制度将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,每个人的身份地位自出生便已注定。在这种制度下,妻子和妾室的地位是有严格区分的。
正室妻子被视为家族的正统传人,她必须出身名门,生养子嗣,奉养丈夫父母。对妻子有着极为严格的贞节要求,如若有"过房"、"奸夫"的行为,将给丈夫和夫家抹黑,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唾弃。
相比之下,妾则属于次要地位,主要作用是侍奉丈夫,生养庶子。她们虽地位低微,但偏房行为并不被视为"过错"。妾的身份多半出自贫寒家庭,婚前无须操守检查,婚后也无需过问贞洁与否。
古人对"过房"与"过墙"的区分也非常严格。"过房"即出入偏房,属于常态;而"过墙"则是指妻子私通外男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历史上就有许多"过墙妻"遭夫家严惩的记载。
宋代王钦若的妻子就曾被发现与外男有染,旋即被休。明朝人张瞻便对其岳母犯了"越次亲之戒,贻笑于乡人"深感羞愧,急于将其母亲遗骨迁出书香门第。
当时社会对妻子实在是严苛到了极点。然而对妓女则从不过问出身和贞节,这是一种明显的双重标准,足以说明门第观念在封建社会的根深蒂固。
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等级歧视,造就了读书人对妓女的态度比之妻子要宽容许多。妓女生来便是社会底层,无须顾及名节;而妻子则被视为门楣的支柱,稍有"过错"便会被唾弃。
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观
儒家思想对人性态度向来持开明观点,这与传统封建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孔子主张"由己及人",认为人之初,性本善。只是后天的环境会造成人的堕落。他说:"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"儒家并不否认人有私欲,但更强调人应当通过自我约束和教育来克服私欲,从而达到"诚身"的理想境界。
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性善论,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,只是后天会被物欲所蔽。他说:"人之视念,无穷也;视入无内,靡然凌虚。"人若能返璞归真,就一定能觅得本性的善端。
即使是后世新儒学的代表者朱熹,对于人性也持乐观态度。他认为人心虽有善恶两面性,但善恶并非绝对分野,二者在人心中总是相互交替,互为消长。这种灵活的态度,实际上承认了人有自由意志,而非生来注定是善是恶。
与之相反,佛教所倡导的三才因果,把人的生命完全归因于前世的业报,否认了人的自由意志。而道教所宣扬的"绝欲"思想,又将世间万物视为虚幻,导致对人性的否定。
相比之下,儒家思想对人性的乐观与开明,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旋律。儒家并不否认人的原罪,但也鼓励人可通过自我修养来确立善的人性。孔孟都谈及"生而有性",即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善良淳朴的,只是后天会被功利思想所蒙蔽。但只要人能回归自然,遵循天道,便可以重新找到本性。
这种人性观也折射在传统文人对妓女的态度上。虽然妓女身份卑微,但她们都是生而为人,与其他人一样,都有着善恶并存的人性。只要能摆脱功利的诱惑,回归本真,仍可重新获得新生。这也解释了为何那些才情出众的妓女,往往容易获得文人雅士的青睐与喜爱。
文人宁娶妓女的文化内核
通过前文的分析,我们可以看出,文人雅士宁愿娶妓女而不娶"过墙妻"的现象,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核理念。
首先是对才学的高度推崇。古代文人大多经历精深的学术训练,他们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和才识涵养,而非肤浅的出身地位。正是由于妓女群体中涌现出不少才人佳人,使得她们在文人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地位。
比如北宋名妓红线女,诗词歌赋无所不通,吴武陵就曾大加赞赏,言她"淑质沄风,才与斯文无二"。又如南宋大家陆游,也曾与当年杭州名伶小蜜蜂相识后,为她的才华所折服,慨叹"眼中能得蜀汉英,一身居蓝作蝴蝶"。
其次,中华文化对人性向来持开放包容态度。儒家注重天人合一,主张按性达道。对人性的善恶倾向提供了一种开明的看法,即并非先验地决定,而是要通过后天修养来确立美好的人性。在这种包容人性的视角下,妓女们虽然身份低微,但并非绝无改过自新的可能。一旦她们反过身来,也能获得新生。
再次,古代文人大多饱受名节束缚和世俗压力。妻子作为家庭的柱石,一旦有过房外遇,要受到家族的严厉谴责。可妓女免受名节羁绊,就能给文人以自由恣意的空间。文人们在一边承受着朝廷和封建等级的重重压力,一边又向往自由逍遥,妓女的身影自然就成了一种力量的寄托。文人往往能在她们那里寻得短暂的解脱。
由此可见,中国传统的才学理念、开放的人性观和封建社会的家族压力等,都使得"宁娶妓女,不娶过墙妻"这一现象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寓意。它并非一味颠覆传统,而是反映了中国文化持久的理性精神。这种精神即包容开放,亦见高雅内蕴。正如王安石那句自况:"仙翁家不可将就,到处知音罕暇亲"。文人们的确在俗世里受尽了名节的桎梏,故而格外向往理想的高蹈远引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